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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小额信贷发展趋势

字体:[ ] 浏览次数:3361次 发布时间:2009-07-16 关闭

                        国际小额信贷发展趋势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   焦瑾璞  杨 骏

虽然遍布世界各地的小额信贷各有其发展路径,且已经发展出各具特色的组织和业务模式,但总体而言,随着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基于农村经济增长和扶贫目标对各类小额信贷机构(项目)抱持越来越多的期待,小额信贷的发展趋势已经逐渐变得清晰。

一、从小额贷款(microcredit)到微型金融(microfinance)

   基于对低收人人群究竟需要何种金融服务的不同理解,长期以来,不同的机构和项目在小额信贷应该仅仅向其客户提供小额贷款服务,还是应该提供包括小额储蓄(包括自愿储蓄和强制储蓄)、小额保险、汇款和租赁等在内的综合性金融服务,甚或还应该直接以社会发展为己任从而提供除金融服务之外的其他社会服务(如孟加拉gbbrac那样)之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但越来越多的机构已经认识到,除小额贷款之外的其他金融服务对于低收人人口至少具有同等的重要性,这意味着国际范围内小额信贷的发展,开始逐步从传统“小额贷款”(microcredit)向为低收人客户提供全面金融服务的“微型金融”(microfinance)过渡。

   第一,大多数情况下,自愿储蓄业务为低收人人口提供了安全、方便、可细分的而且付息的储蓄方式,这种方式显然优于落后地区的人们常常采用的以牲畜、实物、现金或者债权进行储蓄的传统方式[1]。而在孟加拉乡村银行(gb)的传统模式下,强制储蓄和团体贷款是密切结合的,这种情况下的强制储蓄的目的据称是为了“帮助穷人养成储蓄的习惯,而不是让他们因为无法储蓄而把所有的产品都消费掉”。第二,因为农业先天的弱质性和较大风险的存在,小额保险业务在落后的农业地区更具意义,这有助于减少低收人人口面对风险时的脆弱性。当然,由于农业本质上具有突出的区域性、行业性协变风险,这种为低收入农业人口提供的保险必须进行某种适切的创新。第三,收费合理的汇款业务越来越重要,劳动力跨部门、跨地区乃至跨境流动导致对“工资汇寄回乡"从而汇款业务的巨大需求,这不仅对于落后地区的发展日显重要,它的巨大潜在商业价值已经引起一些国际著名商业银行如美洲银行、汇丰银行和花旗银行的关注。事实上,国际商业银行正试图通过其遍布全球的分支网络进入小额汇款的领域。

   尽管在理论层面上,就低收人客户究竟需要何种金融服务的问题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但国际小额信贷实践却清晰表明,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务已经成为一种趋势,穷人同样需要多样化的金融服务。形形色色的小额信贷机构出于各种动机也正在努力迎合这种趋势,的确,多样化的金融服务至少可望为机构提供“范围经济”的某些好处。

二、从福利主义到制度主义

   最初的小额信贷虽然大多从非政府组织(ngo)基于农村经济增长和消减贫困的社会试验开始,如“机遇国际”(0pportunity international)accion international、孟加拉乡村银行(grameen bankgb)finca (国际社会资助基金会)的“村银行(village banking)”等等。这些组织以社会发展为己任,通过向贫困社区提供小额金融服务,以及其他非金融社会服务如技术培训、教育、医疗等,来努力实现经济增长和减贫目标[2]。在将首要目标定位于社会发展的同时,这些组织也努力通过员工激励和严格财务制度等手段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这一类小额信贷组织被称为“福利主义小额信贷”。与此对应的另一类小额信贷组织则首先关注商业可持续性,并在商业可持续的基础上努力扩大业务覆盖率,来为更多的低收人人口提供金融服务,如玻利维亚阳光银行(bancosol)、印度尼西亚人民银行村行系统(briud)、孟加拉社会进步协会(asa)、墨西哥financirea compartmos等,这类小额信贷机构被称为“制度主义小额信贷

   福利主义和制度主义彼此秉承不同理念,双方争论由来已久,争论的关键看起来只是对可持续性关注程度上的差异,矛盾看来也并非不可弥合。事实上,随着小额信贷机构在国际范围内的迅速发展,对可持续性的首要关注逐渐得到了广泛的国际认同,这意味着制度主义理念逐渐在争论中占据上风,虽然他还没有得到来自实践的经验支持。的确地,制度主义坚持“双赢的社会承诺,看起来是在为低收入社区发展和减贫问题寻找“简单解决方案”。对可持续性发展的要求,使得政府关于财政可行性的考虑、公众和国际捐助者关于持续扩大扶贫的愿望、左派学者对于弱势群体福祉的强调、右派专家对于市场原则的坚持,极其罕见地达成了一致意见,从而也寄托着所有各方的期望。

   具体而言,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之所以具有如此魅力,第一个原因是财务上完全可持续的小额信贷能够对商业资本的注入产生足够的吸引力,而可以使其覆盖面不断扩大。亚洲银行在其《小额信贷的商业化:来自南亚和东南亚的观点》的研究报告中指出,“商业化后的小额信贷机构所表现出的盈利能力已经吸引了新机构的进入,并且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部分商业银行缩减其业务规模”。第二个原因是追求财务可持续的机构具有“财务硬约束”,这缓解了人们对于受到补贴的机构因为“财务软约束”而引发浪费、低效甚至腐败问题的担忧[3]。第三个原因是和人们希望快速推广成功模式的愿望相关的,因为只有那些财务上完全可持续的小额信贷项目及其经验,才可以被迅速的复制和仿效。

   尽管如此,福利主义和制度主义的争执还远未结束,无论制度主义支持者所秉承的理念和口号多么迷人,双方争执的最后答案将必然地取决于实践中小额信贷的经营实绩。那么,实践中的小额信贷真的能够如制度主义者所鼓吹的那样,实现财务上的可持续发展吗?

   对此,不同的研究给出的答案并不一致。jonathan morduch(2000)指出,那些认为完全遵循商业原则的小额信贷机构能够同时取得最大的扶贫效果的“双赢”观点,在逻辑上和实证研究中还远远没有得到证实。一些专家估计目前世界上由非政府组织(ngo)运行的小额信贷项目只有大概不到1%可以实现财务可持续,另有5%在未来几年可望实现财务可持续,其余均面临关闭或继续依赖资助。一项针对国际上那些比较成功的小额信贷进行的调查表明,这些优秀的小额信贷机构也仅仅有不到一半或者很少的部分可以实现财务可持续。而且在这方面,拉美的表现好于亚洲。一份来自亚洲银行报告指出,尽管亚洲地区小额金融的覆盖范围比世界其他地区更为广泛,但该地区的大部分小额金融机构仍然尚未实现运营上的自给自足,仅有极少的这种机构实现了财务上的自给自足,“最为重要的是,大多数小额信贷机构并未表现出实现财务自给自足的重大决心”。

但另一方面,也有研究显示,世界上最好的小额信贷机构,在剔除通货膨胀和所有补贴因素的影响之后,其资产收益率(roa)可以达到2.5%,而其权益回报率(roe)超过全球前1 0名商业银行的平均水平①,这样的业绩水平比起商业银行也毫不逊色。这可能表明这类成功的小额信贷机构在盈利水平方面,对国内外金融市场上的资金是具有吸引力的。近年来,已有一些小额信贷机构从国内国际资本市场成功筹资的案例。墨西哥的compartamos2002—20044次发行国内债券共筹资3700万美元,秘鲁的mibanc。于2002—20033次发行债券共筹集1500美元。而印度尼西亚人民银行(bri)20031 1月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时竞获得1 6倍超额认购,bri被《亚洲货币》评为当年最佳上市公司,外国投资者大约持有40%左右的bri股份。事实上,随着机构建立后时间的推移,小额信贷机构在创新和管理金融产品、维护和发展稳定的客户关系方面会变得更有经验,成本也会逐渐下降。这有助于商业可持续目标的实现。玻利维亚的阳光银行 bancosol)经过不断的学习和改进,其经营成本不断下降,这体现在贷款利率水平从30%降到1 5%的事实中。由捐赠机构通过的《选择和支持中介机构指导原则》建议成功的小额信贷机构应该能在5--1 0年内达到财务上的自负盈亏,并实现可持续发展。

 所以,由福利主义向制度主义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要求实践中小额信贷成本的有效降低。事实上,国际范围内的小额信贷实践者已经意识到,为了消减成本,他们应该做的更好。应该由简单复制那些并不适用于所有环境的所谓“最佳实践",转向依照具体环境进行积极而适切的试验、创新和自我评价,从而在管理机制和金融工具方面进行更多的探索和尝试。

 

三、关于小额信贷(行业)监管原则的一致意见正在形成

   ()小额信贷机构及其业务面临的特殊风险

   小额信贷业务及其风险管理技术具有鲜明的特征,这导致其风险积聚和暴露的方式也与传统商业银行大不相同,基本的个体信贷风险有可能引发严重的问题。

   第一,实行小组联保制度的小额信贷机构,存在特殊的“风险扩散机制,单个借款人的拖欠或违约可能导致大面积拖欠或违约的发生,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普通商业银行的贷款一般针对借款人个体要求抵押物(担保),用来弥补借款人违约带来的可能损失,个体借款人的风险是由自己单独承担的。所以,正常情况下,商业银行的不同借款人之间的违约风险可以看作是互相独立的事件,一个借款人发生违约并不会直接导致其他借款人的违约行为。但许多小额信贷机构采用小组联保机制来防范个体风险,在这些借款人自愿组成的小组里,个体借款人被捆绑到了一起,他们彼此承担担保义务,履行互相监督的责任。小组联保机制可以较好地防范事前的“逆向选择"问题,也可以导致小组成员在借款后的投资和生产过程中互相进行有效监督,但单纯的小组联保制度不能保证小组成员在投资生产过程完成后的还款阶段仍然进行有效的互相监督,只有引人动态激励机制的联保合同才可能有效避免这种“道德风险"问题的存在。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小组成员之间的联保责任,确实加大了小组借款人之间进行串谋和共同抵赖贷款的概率。如果机构在设计信贷合同[4]时对这些问题考虑不周,或某种外部冲击导致合同参数[5]发生变化,这都可能导致信贷风险从一个借款人扩散到另一个借款人,甚至导致更多成员集体违约。

在孟加拉乡村银行(gb)的小额信贷实践中,就曾经遇到这个问题。2000年前后,gb开始对其传统模式进行检讨,开发了所谓“广义化推广模式,小组成员之间不再承担连带担保义务,而仅仅通过道德约束互相进行监督。

第二,小额信贷机构的贷款在地域和部门上的分布比较集中,在没有抵押和担保的情况下,其信贷资产组合面临较大的“协变风险”。比如,对于以农业贷款为主的小额信贷机构而言,一旦所在地区发生较大的自然灾害,大量客户可能同时发生违约,这可能导致小额信贷机构的破产。比如,孟加拉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自然灾害,就曾经导致gb客户的大量违约,这一度使gb陷入巨大的财务危机。

   所以,在违约已经发生时,尤其是那些由于地区性自然灾害造成的大面积违约发生的时候,小额信贷机构一般在坚持追索权的情况下,安排适当的展期,同时设法使借款人确信贷款是一定要偿还的,在必要时还会诉诸一些处罚手段。

   第三,合理的产权配置,对于组织的运行具有基础和普遍的意义。但现存的小额信贷机构,特别是福利主义的小额信贷机构,大多凭借捐助资金建立,机构的经营者和控制者并非最终产权的所有人,机构存在“所有者缺位的问题。产权关系的缺陷,可能导致管理层面的低效率和经营者的道德风险行为。特别的,当这些机构能够吸收公众存款的时候,存款人将面临严重的风险。所以,产权关系清晰,所有权和控制权配置合理,应该是小额信贷机构发展壮大,并最终演变成为银行类金融机构的先决条件。那些依赖捐助成立的小额信贷机构,必须用内外部审计和加强管理来弥补其在产权方面的先天不足。

   ()关于小额信贷行业监管原则的一致意见正在形成

   对小额信贷机构的监管和普通商业银行是不同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小额信贷机构(行业)不同于商业银行的业务和风险特征,另一方面是因为小额信贷机构(行业)还处于成长之中。监管除了防范金融风险,还要起到引导机构发展的作用。

   第一,监管要设计明确的发展路径,使那些经营业绩优秀、最初并不能吸收公众储蓄的小额信贷机构,能够逐步扩大资金来源,最终能够以某种形式获得储蓄资金,或者获得某个批发机构的转贷资金,比如来自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社区合作金融组织或者邮政储蓄机构的资金。小额信贷的监管,必须选择适切的具有“正向激励效果的发展规则,并且规则应该是高度透明的。这种透明的发展规则,使得那些经营绩效较好,诚信记录良好的机构可以遵循这一规则逐步扩大其融资来源。这种“正向激励规则,具有将优质小额信贷机构逐步筛选出来的功能,使得这些机构的经营者能够逐步扩大他们的资本回报率和业务规模。按照这样的路径和规则,监管当局将可以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逐步把那些初始的“只贷不存”的小额信贷机构引导成为一种新型金融中介机构。

   有些只贷不存类型的小额信贷机构希望尽快开放其公众储蓄业务,但政府当局应该对此保持警惕。放开储蓄业务的原则包括:(1)小额信贷机构在吸收公众存款之前,必须具有明确的产权结构,机构的所有权和控制权配置合理,不存在那些依赖国际援助资金建立的小额信贷机构具有的 “所有者缺位的现象。产权关系不清的机构,面临着巨大的体制风险,允许其吸收存款,监管当局对存款人的义务就无以保障;(2)小额信贷机构清晰的产权结构来源于私人逐利资本的介入。商业性资本介入和参与机构管理,解决了代理问题,并为机构吸收的公众存款提供了“资本金”保证。(3)只有能够提供富有竞争力的资本回报率的行业和机构,才能吸引私人资本的介入。上述原则三位一体,对于那些现存的福利主义或ngo小额信贷组织而言,放开吸储业务的前提是明晰产权和私人所有的资本金到位,这要求他们首先具有足够的盈利能力,除了有效覆盖成本和保证储蓄安全之外,盈利还要提供富有竞争力的资本回报率。

   第二,建立和完善小额信贷监管制度,区分审慎性监管[6]和非审慎性监管。

   在小额信贷机构发展的较早阶段,这些机构不吸收公共存款或者仅仅吸收借款人的现金抵押或强制性储蓄[7],他们可能依赖捐助资金,可能获得商业的或者非商业的融资,可能从受到审慎监管的商业银行那里获得贷款,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政府应该对小额信贷机构实施非审慎性监管,小额信贷机构只需注册即可在业务范围内开展活动。

   按照国际专家的建议,非审慎性监管涉及的问题包括:(1)授权建立和运行小额贷款机构。注册登记和签发贷款业务许可证应该公开进行,应该要求申请人提交与监管目标相关的信息资料,登记机关应该明确针对违规行为的纠正准则,也应该确定衡量行业绩效的标准。(2)保护借款人利益。政府应该明确保护借款人利益的政策,这和发展小额信贷的初衷是一致的。首先,应该明确保护借款人免受小额信贷机构不当行为的影响,因为这些机构在放贷尤其是收款过程中可能采取不正当手段,如未经审慎评估的随意放款造成借款人负担过重,当机构发现贷款无法收回时也可能采取过激的逼迫手段;其次,应该明确要求小额信贷机构向借款人提供有关放款的真实信息——比如以有效利率衡量的贷款的精确成本、有可比性的、透明的信息。(3)防止欺诈和金融犯罪,主要是防止洗钱行为的发生。(4)建立公共的信用信息服务,尤其是在小额信贷机构之间的竞争已经趋于加剧的国家和地区。(5)加强相关立法,以支持有那些可行的而且有一定安全保障的金融交易,比如推进有关动产抵押的立法行动。(6)制定与利息相关的政策。即使不能完全放开利率管制,也应该给小额信贷机构足够的利率定价空间(我们将在2.3.5详细讨论利率问题)。(7)制定便于国际投资的政策,放宽有关ngo活动和商业投资的国际约束。(8)税收和会计问题。小额信贷机构应该有一套标准的会计制度和相应的审计规则,而针对金融交易和金融行为的税收优惠应该依据交易属性而不是根据机构性质来制定。(9)与机构转型相关的问题,比如原有的ngo组织向商业组织转型,或者国内小额信贷机构转型为国际组织在本国的代理机构。机构转型往往牵涉许多法律问题和管理规则。

   随着对小额信贷机构在一些国家被允许吸收公众存款,政府就必须从,保护存款人利益的角度出发,逐渐引入和应用审慎性监管的原则和方法。审慎监管的内容可以参照商业银行监管办法来制定,但在一些方面可能需要做出专门的修订:(1)由于审慎性监管往往有专门的政府机构来实施,所以审慎监管的成本是十分高昂的。监管成本高昂可能导致对这些小机构监管不力。所以不要把小额信贷机构的最低资本金要求定的太低,因为太低的资本金要求可能会导致机构数量太多,超出有限监管成本所能容纳的范围。当然,这一要求应该比对商业银行的资本金要求低得多。(2)对于资本充足率的要求,目前还存在不同意见。一部分专家基于小额信贷具有特殊的“风险扩散机制”的原因,认为应该制定比商业银行更高的资本充足率要求,但另一些小额信贷专家则担心这样做会降低小额信贷机构的资本回报率或者引致更高的利率。(3)对存款准备金的要求可能是不适当的。(4)对机构股东性质、所有权结构的要求应该适应小额信贷多样化发展的需要。(5)贷款合同和相关文件可能需要制定得更加简单些,在某些国家应该放宽对“联署担保借款人的限制”。(6)对机构营业时间、分支机构和安全方面的限制,以及对机构财务报告的要求可能需要放宽。(7)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有些针对银行业的监管工具在小额信贷审慎监管中是不适用的,比如要求陷入困境的小额信贷机构补充资本、当问题暴露的时候要求机构停止放款、或者要求机构销售资产进行清算。原因并不难理解,小额信贷机构补充资本金的努力往往受捐助者的态度和投资者资本规模的限制而显得困难重重,机构停止放款可能立刻导致借款人终止原有的还款计划从而引发更大困难[8],销售资产也是不可取的,因为小额信贷的资产(主要是针对小额借款人的债权)对于别人来说可能并没有什么太多的价值,销售会使其资产猛烈贬值。

   最后,小额信贷监管的主体,可以是银行业监管当局,也可以是行业协会等自律性组织,甚至可以委托其他部门监管,这取决于对于不同主体监管成本和效率的衡量。对于非储蓄类小额信贷机构的非审慎性监管和对于储蓄类小额信贷的审慎性监管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他们可以分别由两个不同的部门来实施。

四、逐步放松有关小额信贷的利率管制

   小额信贷机构既然主要面向无力提供担保(抵押)的客户发放额度较小的贷款,那么它就必然具有较高的交易成本和风险损失。所以,即使那些宣称坚持扶贫和开发目标的小额信贷机构,也往往对贷款客户要求较高的利率以覆盖成本。如果按照有效利率计算,许多机构要求的利率都达到20%以上,有的甚至达到100%。不过,虽然小额信贷的利率远远高于商业银行和国际金融市场,却仍然要比高利贷利率低很多。

   小额信贷机构的利率定价行为受到的限制,一方面可能来源于后文(3.2.1)将要证明的为了保证客户具有还款激励而必须遵守的条件(在那里,代表小额贷款利率,代表动态激励系数,是借款人未来收人的主观贴现率),另一方面可能来源于普遍存在的对高利率政策的社会歧见和相应的政治压力。不过对于后者,随着传统农村金融政策的普遍失败和农村金融新方法的兴起,人们对高利率的负面观感正在不断改善。到目前为止,除了个别国家之外,几乎所有的亚洲国家都已经放开了对小额贷款的利率限制,由小额贷款机构自主地决定利率水平。

1                部分apec国家小额贷款利率控制情

国家和地区

是否控制

  

美国

澳大利亚

智利

中国台北

印度尼西亚

韩国

马来西亚

墨西哥

新西兰

秘鲁

菲律宾

泰国

巴布亚新几内亚

 

 

不能超过传统利率上限

 

bri银行每年收取10%18%的利率

小额信贷机构可以自己设定利率

中央银行限制利率上限与基础利率的浮动范围

采用市场化利率,200112月年利率接近28%

 

 

小额信贷机构被鼓励采用市场化利率

金融机构合作组织与信贷联盟设定25%的利率上限

年利率上限为12%

 

   资料来源:彭志慧,陈强,2004,《小额信贷与扶贫:一个综述》,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表中数据截止200412月。   

   对小额信贷机构要求较高利率的一种忧虑是,作为小额信贷机构客户主体的农民、贫困居民和以家庭为基础的微型企业,能否承受这么高的利率呢?那些放贷给城市的小店主、工匠和小摊贩,以及农村中经营养殖、果木种植、小型食品加工、蔬菜贩运等的低收入农民的小额信贷机构可能发现,他们的客户普遍面临着资金紧缺而劳动力闲置的情况,他们申请到的贷款将主要地和自己的劳动相结合,他们往往并不需要雇佣别的劳动力。根据经济学原理,粗略的讲,当这种位于“角点”的资源禀赋存在时,经济主体必然具有较高的资本边际产出(m pk)和较低的劳动边际产出(m pl),这类客户即使承担较高的贷款利率,他们的福利水平也往往能从借贷和随后的生产活动中获得帕累托改进。

   人们对于高利率政策的支持,除了因为小额信贷机构具有较高的交易成本和风险水平之外,更重要也更根本的原因是,较高的利率有助于提高低收入者对贷款的可获得性。传统农村金融政策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大量含有补贴条款的低利率信贷资金被投放到农村地区,低利率政策的初衷是减轻借款人的利息负担。但国际农村金融实践已经表明,补贴性的低息或优惠贷款必然造成农村金融市场上的超额需求和随之而来的信贷配给。在争夺这些补贴贷款的时候,低收入居民往往处于不利地位,资金往往被那些具有某种权力优势的阶层获得,这也常常伴随着金融机构工作人员的寻租行为。事实上,如果1氐收人群体想要在这种非市场竞争中获胜,就要付出许多其他的成本比如参加游说和贿赂等活动的成本,而这些成本的加总,可能远远本于小额信贷机构要求的较高利息。相反地,小额信贷机构的较高利率可以有效地将这些有权阶层排斥在外,因为这些没有补贴和惠的贷款对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吸引力,从而能够保证低收入阶层对小额贷款的可获得性。

   五、小额信贷应该发挥更多的社会和经济作用

   虽然国际小额信贷运动和其承诺相比仍有相当距离,但确实已取得相当的功。虽然就总体而言,小额信贷的盈利水平还不够乐观(只有大概不到1%的非政府组织小额信贷项目可以实现财务可持续,而绝大多数还不得不依赖各种援助),但世界上最好的那些小额信贷机构已经能够实现财务上的完全可持续,其盈利水平对国内外金融市场投资者也具有吸引力。虽然服务覆盖面还和1 997年华盛顿小额信贷峰会宣称的到2005年向1亿个家庭提供服务的目标存在比较大的差距,但根据“微型金融高层运动”(micrfinance summit campaign)的数据,从1 997年到2002年,小额信贷的行业规模以每年40%的速度迅猛增长,到2002年底,世界范围内已经有2500家以上的小额信贷机构为共计6700万客户提供微型融资服各(dalevharris2003)

   在国际上,小额信贷首先被看作一种扶贫和增加低收入人口收入水平的工具,应该在“为穷人建立一个远离贫困的世界"的方面发挥作用。联合国将2005年设定为国际小额信贷年[9]的初衷,就是希望在全球推动小额信贷的发展,以帮助穷人改善生活、增强抵抗风险的能力、保障社会和经济权利,从而为实现联合国千年目标[10]中的扶贫目标做出贡献[11]

   实践证明,小额信贷在帮助贫困和中低收入人口增加收入方面,确实蠹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玻利维亚和加纳的研究表明,小额信贷客户的收入爹在加入项目后确实增加了,而且其增加的幅度大于那些没有进入项目的人;对印度尼西亚的研究表明,小额信贷借款人收入增加的速度更快一些,且这些客户在加入项目后几年里大部分摆脱贫困;对孟加拉农村进步委员会(brac)的研究发现,留在项目中超过4年的成员,其家庭支出增加28%,资产增加112%;另一项分析证明,获得小额金融服务能够使brac的客户通过平抑消费、积累资产和在自然灾害时期接受服务等方式减少生存危机。

不过,小额信贷对那些极端贫困的穷人而言也许并没有什么好处,因为小额信贷在他们那里也许更多的体现为一种“小额债务”,旨在提供资金支持的小额贷款,反而将这些穷人推向负债和更加贫苦的深渊。部分原因是这些最贫穷的人首先需要的是消费而非生产资金。另外,小额信贷机构可能也并不情愿将贷款发放给这些穷人,因为这些人通常没有可以盈利的生产计划,它们不能支付小额信贷机构所要求的较高利率,也很难满足小额信贷机构的分期还款制度,因为他们可能没有小额的比较稳定的收入。

 一个很重要的迹象是,小额信贷在扶贫方面的作用似乎和机构对于商业可持续性的追求存在矛盾。有证据表明,那些在可持续性方面表现较好的小额信贷机构,比如印度尼西亚人民银行的村行系统(briud)和玻利维亚阳光银行(bancos01),其典型客户并非那些最贫困居民,而是处于贫苦线以上的非贫困家庭,或者说是“穷人中的最富有者";而那些致力于扶贫等社会发展目标的小额信贷机构,如孟加拉乡村银行(gb)就无法实现财务上的可持续性。jonathan morduch(1 999 b)指出,从1 985年到1 996年间,虽然gb有总额达到1 50万美元的利润,但利润来源却是依靠1 600万美元的直接捐赠,8 1 oo万美元的软贷款和4700万美元的权益投资形成的间接补贴,以及所有者追加的2700万美元的贷款损失准备金。不过,也存在相反的证据,亚洲银行在一份题为《小额信贷的商业化:来自南亚和东南亚的观点》的研究报告中指出,印尼和菲律宾的商业化小额信贷机构的经验表明,在商业化水平增加后,小额信贷的目标客户并未从贫困阶层转移,网点覆盖的深度也有所提高。这表明商业化有助于实质性和可持续地扩大业务覆盖范围。该报告推断,贫困人口将从小额信贷商业化中获益。   

由于小额信贷在金融市场上所占的份额还较小,以及数据资料的限制,对于小额信贷的社会经济影响力的评估,严谨的、可比的、全面的实证研究仍然是不足的。但在一些小额信贷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许多成功的案例确实发出了积极的信号。无怪乎,“将小额信贷纳入正规金融的轨道,将穷人纳入经济增长轨道,建立包容性的经济部门"成为联合国2005小额信贷年的主题。

   



[1]在缺乏储蓄手段的落后地区,人们储蓄的方式是非常有限的,比如可以手持少量现金或者债权,可以购买牲畜和贵重物品等。但这些储蓄手段都是低效的,因为它们往往没有储蓄收益、缺乏流动性而且风险较高。比如牲畜可能死亡,贵重物品可能被盗,债权和现金往往是不付息的。同时,这些储蓄手段还有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不可细分,不能像银行存款那样划分成很小的单位来进行。

[2]1992年首次提出以来,“可持续发展”和“覆盖面”一起构成评价农村金融机构和小额信贷组织通行标准。但是,在小额信贷领域,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灵活的概念,它可以被理解为从收入覆盖全部成本到收人覆盖处资本成本以外的全部成本的任何一种状态(the economics 2005)。按照一般观点,小额信贷机构的“可持续性标准可以由低到高经历如下四个阶梯:第一,最低层次的可持续,业务收益不能弥补资金成本,也不足以弥补操作成本,要依靠捐助和补贴才能运行;第二,业务收入仅能弥补操作成本;第三,业务收入可以弥补操作成本和软贷款(soft loan)或者低息补贴资金的资金成本;第四,业务收入可以弥补包括操作成本和商业性资金成本在内的所有成本,这是最高程度的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被称为“财务可持续

[3]不过,对可持续性的追求从而财务硬约束的要求,并不是导致有效内部控制的必要条件,因为许多福利主义小额信贷机构(比如孟加拉乡村银行,gb)也有着不错的内部控制纪录。那么,在内部控制和法人治理的层面上,这些福利主义的小额信贷机构,为何能够表现的如此不同于传统的国有农业发展银行(这些发展银行和福利主义小额信贷机构一样,一般被视为具有“财务软约束”的特征),至今的文献还鲜有论及。从现有的证据看,似乎应该把前者具有更好绩效的原因,归结于其具有富于魅力和奉献精神的奠基者和领导者,但这一解释显然并不十分振奋人心。

[4]合同的要素,除了一般的信贷合约所含的要素之外,还包括特殊的利率要求、有关贷款额的激励系数,等等。我们在(3.2.1)中将会证明,这些要素对于合约能否成功履行具有决定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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